1940年前后，在陕北南泥湾一带的黄土坡上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令人动容的景象：一群八路军战士白天扛着锄头在山坡上开荒，傍晚又换回步枪，继续站岗放哨。地里挖出的大多是石块或顽固的树根，饭碗里盛的，也不过是一碗掺着野菜的高粱米。有人笑着说：“这块地，锄头一半，枪一半。”笑声背后，是难以掩饰的匮乏。要养活成千上万的部队，同时还要在敌后长期作战，仅靠外部供给远远不够。特别是自1938年起，国民政府名义上还拨发八路军军饷，但实际却逐年缩水，到1940年前后几乎中断，每名战士手里那点微薄的津贴，折算下来不过一两块抗币，而且时有时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看八路军的武器、弹药和粮食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“打完仗连鬼子的破布都要”的局面。
如果说兵工厂解决了“打得出去”的问题，那么南泥湾、黄土坡的大生产运动，则解决了“吃得上”的问题。再能打仗的部队，若每日只吃一碗稀粥、几块红薯干，也难以支撑战斗力。三五九旅承担起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任务，从1941年起，在南泥湾大规模开荒，把昔日被称作“烂泥湾”的荒地，一块块翻耕成农田。早先各根据地已有零星自种自收，但规模零散。南泥湾的意义在于，把自救方式系统化、常态化。战士白天分班下地，挖树根、掏石头，许多人第一次握锄头，只能一边干一边学。地头常可见一支小队，一半弯腰锄地，另一半背枪警戒，警报一响，立即放下锄头，端起武器，按预案转移或迎战。有人戏称：“我们这叫‘两班倒’，地里一班，山上另一班。”粮食逐渐充实，部队饭锅里多了粗粮面，偶尔还能看到油星。鸡鸭、羊群也陆续养起，既增加肉食来源，也成为必要时可转移的“活储备”。这种“自己种、自己养、自己吃”的模式虽辛苦，却在军饷中断、外部援助有限情况下，成为支撑战争的基础。 不仅在陕甘宁，太行山、冀鲁豫等根据地也开展类似大生产运动。山坡上修梯田，河滩上建水渠，村庄里办小磨坊，把粮食磨成面供前后方共享。减租减息配合生产运动，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，一方面增强民众支持部队的积极性。军队不再只是“来吃粮打仗”，而是参与当地经济生活，战士既是战斗员，也是劳动者；当地群众提供情报、支援，同时从生产中获益。这种军民结合经济模式，是在极端困难中被迫探索，却产生长远影响。 关于外援问题，许多人会问：国民政府既名义统一抗战，难道不支援八路军？苏联、国际友人是否援助？答案是“有，但少、不稳定、难到位”。1937年国共合作后，八路军名义上纳入国民政府编制，本应享受统一军饷与军需。然而战事发展、正面战场失利、内部矛盾加剧，拨给八路军的军饷越来越少，发放也不稳定。地方征收的粮款，多优先保障驻扎的国民党部队，根据地部队往往排在后面。到1940年前后，许多师团几乎收不到系统补给，只能靠自身解决。苏联在抗战初期确曾向中国提供部分武器，其中一部分到八路军手里，如机枪、步枪和少量火炮，但数量有限，苏德战争爆发后援助渠道大幅缩减甚至中断。海外华侨捐赠也存在中间环节复杂、损耗严重的问题，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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