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“艺术为人民——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”正在程十发美术馆与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行。
程十发先生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，是推动海派绘画发展的标志性人物之一。
记者专访程十发之子、程十发艺术馆名誉馆长、上海中国画院海外特聘画师程多多，听他回忆身为院长、画家、父亲的程十发。
程十发与程多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合影
拆掉艺术的围墙
上观：《歌唱祖国的春天》是此次“艺术为人民——上海中国画院成立65周年学术艺术大展”的重要展品之一，这幅画可谓发老在新工笔画领域的代表作。他当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这幅作品的？
程多多：我父亲生于1921年，与中国共产党同龄。这幅画创作于1956年，那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当时，全国文学艺术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，在朝气蓬勃的社会氛围的感染下，我父亲怀着赤诚的心创作出了这幅作品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如何画出既能反映新时代面貌，又让人喜闻乐见的人物画，是当时的画家们面临的难题。我父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，这幅画就是很好的见证。他将群体人物组合成一个社会的象征，把人物画群像与传统青绿山水有机结合起来，并巧妙地化解了中国画传统画法与表现现代生活、人物之间的矛盾，将工业文明场景融入自然场景之中，把传统人物绘画的线条运用到现代题材里，很好地处理了群体人物的组合问题。这幅作品荣获1957年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。
程十发《歌唱祖国的春天》纸本设色 1956 上海中国画院藏
上观：1984年，年过花甲的发老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，他是如何引领画院向前发展的？
程多多：他曾经提出“拆掉围墙办画院”。上海中国画院不是高高在上的：一方面，画院的画家要走出去；另一方面，要接纳扶持更多英才，为上海美术界的兴旺培育土壤。他组织画院的画师到各区县举办展览，还开门办学，创办了上海中国画院业余进修夜校，为有志于中国画的年轻人提供学习的平台，使青黄不接的海派画坛后继有人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，急得睡不着。有些职工祖孙三代常年挤在一间小屋子里，但单位能够分的房子非常少。此时，有朋友告诉他，他的作品在香港很受欢迎，于是他精心画了几十张画，用卖画所得，请画院的相关人员购置了十来套房子，解决了十多户职工家庭的住房困难。直到现在，有些画院的老职工看到我，还会说，当初是你父亲给我分的房子。
上观：发老晚年将自己毕生收藏的百余件精品书画捐给了画院，您见证了他捐赠的整个过程？
程多多：是的，他说：“我年龄大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老师，现在我要捐献出去，捐给画院。”这批珍贵的收藏品其实是他用自己的作品一幅一幅换来的，其中有一些是他年轻时省吃俭用买来的。他希望这些心爱的作品将来能成为更多人的“老师”，我们非常支持他的决定。
上海中国画院两任院长：丰子恺与程十发
海派无派，海纳百川
上观：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期间，发老尽管要面对繁多的行政事务，但在个人的艺术探索上丝毫没有懈怠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“程家样”发展的高峰。您是如何理解“程家样”的？
程多多：我父亲在“海派”的花园里开出了一朵独特的花，在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及书法领域都形成了新的风格，就是大家所说的“程家样”。
“程家样”源于他多年来的博采众长。他一方面向古人学习，另一方面向洋人取经。他不仅从中国历代大画家，比如吴道子、梁楷、牧溪、李公麟、陈老莲、曾鲸、任伯年等人的作品中获得灵感，还从那些没有落款的无名氏的优秀作品，包括民间艺术中寻觅真知。
美国艺术史家科恩夫人看了他的画，曾经问道：您了解拉斐尔前派？事实上，他不仅了解拉斐尔前派，还深入研究过安格尔、丢勒、伦勃朗和早期印象派，甚至还熟悉康定斯基的理论。
他曾戏称自己也会“抄”，但从不抄人家已经抄过的东西，只是抄人家不易察觉的。“我有时从古人中比较冷门的，或是在古代曾经热门过而又冷下来的东西中吸取精华。”他将前辈的精髓悄然融进自己的作品，学习古人，出落自己，创造出了独特的“程家样”。
程十发《赶集》1973
上观：很多画家都深受发老笔下灵动美丽的少数民族少女形象的启发，但他笔下的人物始终是独一无二的，“程家样”为何难以超越？
程多多：关键在于格调。以人物画为例，父亲是用画山水的笔法来画人物的。他的线条很难学，看似简单随意，实则个性强烈，他会根据光线的变化采用粗细结合的方式来画。他的颜色看似花花绿绿，但一点也不俗气。他受到了摄影术中负片色彩的启发，逐渐形成了似古而新的风格。
上观：“海派无派”是发老对海派艺术的经典概括，至今还时常被书画界与学界专家提及。海派为何“无派”？
程多多：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“海派是不存在的”，这是一种误解。“海派无派”，是指海派没有传统的派别之分界、门户之区别、师承之局限。只要画得好，不管你原先是哪一派、哪一家、哪一类，都会被海派接纳。
他当年概括海派绘画的特点时，其实说了8个字：“海派无派，海纳百川”。海派是一个开放的群体，它不以某一个画家为中心或代表，而是综合了各家各派，包罗万象。吴昌硕、任伯年是浙江人，虚谷是安徽人……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海派”是全国的艺术家创造的，它并不特指上海人的艺术，而是全中国的艺术。
程十发与张金锜
一生追求“不一样”
上观：您的父母曾是上海美专的同学，您曾开玩笑说他们一个是“学霸”，一个是“学渣”？
程多多：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上海美专的老先生说的。我父亲18岁那年进入上海美专国画系学习。我母亲张金锜是他的同学，比他大3岁。我母亲的叔父张子固是西泠印社早期主要社员。她受叔父的影响，从小喜欢书画。
当时国画系的老师都是山水画名家，系主任是王个簃先生，教师有李仲乾、汪声远、顾坤伯等。我母亲是十分“听话”的好学生，而我父亲则不喜欢按部就班，从用笔、用水到画面的布局，都要融入自己的想法。当时画山水都崇尚清代“四王”，而我父亲偏要有点新意。老师告诫他：“你这样画画，以后没饭吃。”结果，真的被老师言中了。
上观：为什么？
程多多：1941年，父亲从美专毕业一年后，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画展，受到时局的影响，画根本卖不掉。他只得带着我母亲回到松江老家。由于生活所迫，他开始画连环画来养家糊口。从山水画转型画连环画，对他而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他画的第一本连环画，被人嘲笑“只画了半本”。为了生动刻画人物的表情，他把人物的脸画得很大，结果脚就无处安放。但从第二本开始，他就取得了明显进步。
1952年，他到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身）任连环画创作员，先后创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连环画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《画皮》等。那段时间，他非常刻苦，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资料室学习外国的画报。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，他与陈佩秋、刘旦宅三人成为最年轻的画师。
程十发与程多多合作连环画《伤逝》
上观：从年轻时期开始，发老就“不走寻常路”，此后一生都追求与别人不一样。
程多多：直到晚年，他依然在求新求变，他说：画画不重要，画得跟别人不一样才重要！他曾形容画画就像造房子：“40年来，我给自己盖了一间房子，十分艰苦。我像蚕作茧一样，不是在房子外面砌砖头，而是站在房子里面砌砖头，总算屋顶有了，四面墙也已经砌到最后一块砖头，我松了一口气祝贺自己的工程完工。但我在房子里出不来了，只有把一部分墙拆去，我才能生活下去。我拆除了旧的房子，又想从头学起，准备造新房子。”
程十发与程多多父子一同创作
晚年自嘲“精神抖手”
上观：在您的艺术道路上，发老给予您怎样的培养与引导？
程多多：我小时候很顽皮，喜欢玩飞机模型、拼装收音机，还喜欢拉小提琴，他都全力支持。当我决定要学画时，他突然变得严格起来。他曾让我临摹《五马图》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等传统作品，让我练好线条。他说，学传统，就好比造房子前先打桩，桩打得越深，房子才有可能造得越高。
我印象最深的一点，是他告诉我，临到七八成像就可以了，再临下去，自己的个性就没有了。他还说：“不要只学习一个画家最成功的作品，而要学习他通往成功路上的作品，最终融汇到自己的笔下，找到你自己的风格。”
上观：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，功夫不只在笔下。
程多多：是的，我认为天赋、用功、悟性缺一不可，而最难得的是触类旁通的本领。父亲不仅钻研画画，还有两大爱好，一是摄影，二是昆曲。他从昆曲及其他传统戏曲的舞蹈中体会中国画的线条及韵味，也从摄影艺术去理解色彩的相互关系。
触类旁通还包含对生活的感受、观察与热爱。他曾说：“我是一个拿笔的人，有时讲不出感动人的话，往往用我的手来表达。我数十年拿着画笔在工作，是各种人间宝贵的深情厚谊所形成的有形与无形的力量鼓励了我。”
熟悉我父亲的人都对他的幽默印象深刻，你跟他聊天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触发他幽默的契机。现在想来，他的幽默是对习惯性思维的突破，他是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新思维的人。
举个例子，他晚年由于肺功能不好，创作时有些手抖。滑稽演员王汝刚是他的好朋友，有一天由于演出需要，他请我父亲写几个字，父亲欣然提笔，写着写着手有点抖了，他就自嘲是“精神抖手”。结果，王汝刚就把这个“梗”搬到了舞台上。
上观：熟悉您的朋友，都说您继承了您父亲的幽默感。
程多多：我觉得父亲留给我最重要的精神遗产，其实就是四个字：知足常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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